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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 受 法 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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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也是可以享受的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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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享受阳光，享受咖啡，享受音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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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受她的惬意，细品她的滋味，享受她的韵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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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其实也没有答案，但至少让我们换一种思路，暂时抛开严谨的思维，说你想说，谈你想谈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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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约正义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也在发展变化着，一起看看其古典契约法与现代契约法上的不同表现
古典的契约自由主要有三层意义：(l)缔约自由，即当事人双方有权决定是否订立契约，法律不应限制当事人订约或不订约；(2)选择缔约相对方的自由，即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与谁缔约；(3)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，即当事人有权订立任何种类契约和契约的任何条款，法律不得随加干预。在这种认识下，契约即自由，法律即契约，法律的唯一崇高使命就是捍卫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，“立法者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”，“法官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”是通行一时的格言。契约自由作为古典契约法的至高无上原则决不是偶然，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根基，是生产力不断发展所产生的内在需求和选择后果，在19世纪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所以，18、19世纪的理性哲学坚信：契约自由本身意味着正义或公正，自由意志将导向公正。康德在他的《法律理论》中也宣称：“当事人就他人事务作出决定时，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，但他就自己的事务作出决定时，则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公正。”因此，古典契约正义表现为契约自由，为契约自由所兼容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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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主义踏进20世纪，伴随垄断的恣意横行和定式合同的广泛普及，古典契约法陷入全面危机。它的至高无上原则在新经济环境里暴露出充分的弊端，这时契约自由给予人们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，而其无限制的发展却带来结果的极不公平，从而导致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。当契约自由丧失自然与公正的本能时，契约正义问题便凸显而出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：“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，已不是契约自由而是契约正义的问题。约款内容的规制、消费者的保护、对新的契约类型的调整、附随义务理论等与其说是自由的问题，不如说是正义的问题。契约法已从重视其成立转移到契约内容上来了。只要存在契约，意思支配的领域会继续存在，但那里的意思已不单纯是19世纪的意思，在意思上，追加了理性这种社会考虑。”
于是，契约正义在20世纪出现新的诠释，罗尔斯认为它是一种公平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，其本身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限制。因此，现代契约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性目标原则，它以限制契约自由，弥补其弊端的姿态登上舞台，其具体实现必须依靠诚实信用、缔约过失责任、等价公平、权利不得滥用、不公平条款禁止等这些在20世纪契约立法中相继确立的原则或条款共同作用。它一方面要求契约当事人缔约和履约时，既要考虑双方利益，又要协调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；另一方面也给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极，使他们能够根据契约关系的具体情况，平衡双方交易的利益，从而达到对弱者的保护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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